孟平和李彦超在甘州城外与药罗葛狄银对答时，李从璟也在灵州跟李绍城谈论眼下大唐禁军的征战形势。
战争是门艺术，层面越是高级，其艺术性也就体现得越是充分，到了国家战争这个份上，战争这架庞大机器的健康运转，已经精密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。
而且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，战争也就愈是精密，其艺术性也更加突出。部落时代的战争与宇宙时代的战争，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存在。
战争有其固有成本，李从璟要降低攻河西、西域之战的成本，除却对战争各组成部分都“精打细算”之外，还要谋求迅速而干净的胜利。一场干脆利落的大胜，与一场耗日持久的僵持战的成本，也不可同日而语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主要是带领兵马冲阵厮杀、召集战士进行城池攻防的河西军队，被孟平说成是“不懂战争”，并非没有道理。
“一场战争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，大体而言依然是战前、战时、战后三个过程，国、军、民三个主体。于国家而言，国库有多少钱、财、粮储备，钱、财、粮在从国库用于战场的过程中，经官吏之手，会被贪墨几何，路途运输，会损耗几何，这之间的‘转化比例’是多少，转化过程需要耗时多少，而国家能从民间征调多少物资，战场附近的州县又能供给多少，运往战场的效率如何......凡此种种，是为战争决胜于国家。”
“于军而言，军纪是否严明，将士素质如何，争胜之心是否强烈，各科技艺是否娴熟，将校识得多少征战之道，临阵知道多少应变，甲胄是否坚固，兵刃是否锐利，弓弩是否齐备，火炮利器存量几何，折损能否及时补充，伤员能否得到及时救治，新老士卒‘转化率’有多少......凡此种种，是为战争决胜于军队。”
“于民而言，凡国家征战，百姓愿意承受多少赋税增加，家家户户能为战争输送几个儿郎，国家号召之下，上至富户大族，下至寻常百姓，能为战争捐献多少钱财，有几个能放弃手中活计甘为大军运送粮秣成为辅兵。当战争不利时，百姓是唾骂国家无能还是挺身走上沙场，当强敌入侵时，百姓能否不顾身死走上城头，又是否有能力上阵厮杀。民，军之源也，一旦大战起，举国百姓是否齐心，又有多少人能成为后备军，但凡国家需要，就能拿起武器走上沙场......当战争损耗大量财物，民不聊生之际，百姓是甘愿为国家大义勒紧裤腰带，还是会被有心人蛊惑，行反叛国家之事来为祸地方......凡此种种，是为战争决胜于百姓。”
这一日，李从璟站在灵州演武院的授课台上，亲自为教室中的学生传授战争之道。
“凡此种种，国家当有清楚认知，甚至当有明确计算，有此基础，方有国家之战。凡战，必有军事情报，有军报情报，方有军事谋划，有军事谋划，才有大军行动，否则，十万大军，数十万民夫，如无头苍蝇一般放之于沙场，一旦稍有不慎，便是大动乱大灾难。”
“战前情报搜集的详细程度，直接关系到大军征战之谋划之胜败，没有详尽之军事情报，就没有大军之出动。大军行军路线，行军脚程，扎营之地点，攻打目标之兵马部署，大小战斗之投入，粮仓之选址，粮道之防卫，物资之调派，攻城掠地之章法，分进合击之策略，都要有明确布置。虑胜，也虑败，虑进，也虑退，有进攻谋划，也要有撤退谋划。兵法云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，又云’‘庙算多者胜’，此之谓也。有如此谋划，纵然战场有变，应对起来才不至于慌乱，才不至于因小败而贻害大局，纵然不胜，亦可立于不败之地。僵持之战，亦或惨胜，姑且耗费无数人命与钱财，何况是败？届时不仅人命与钱财大损，而国民之信心尊严亦损，还助涨敌寇之气焰，壮大敌寇之实力，其害岂不为大！”
“每战之后，伤员如何救治、安置，所得之地如何驻防，民众如何安抚，财物如何聚拢然后快速运用于战争，战略战术部署如何及时调整......”
“何谓战争？唯计划二字。大军征战，不打无计划之仗。计划妥当，每一个将士，才能发挥最大战力，每一分钱财，才能发挥最大作用，而沙场上每一将士每分钱财，皆是国家耗费十倍之力支持，此间轻重不可不查......如何打好一场战争，打一场恰到好处的战争，打一场壮大国家而非削弱国家的战争，怎能不是一门艺术？”
说到最后，李从璟总结道：“诚然，沙场之道，乃应变之道，沙场之上，有太多东西无法预料，事先也无法都探知，战争还得靠将士流血来打赢，但这不是战争缺少谋划的借口。一言以蔽之，增加战争的已知和可控因素，减少战争的未知和不可控因素，再以绝对优势去打每一场战争，才是赢得战争的取胜之道。”
给演武院的学生授课，李从璟早在幽州时就常做，洛阳演武院他也是常去的。演武院是李从璟宣扬他的军事思想的战场，实在不能忽视。只不过做了皇帝之后，这种时候就很少了。
李从璟的所作所为，实际上是在推动战争早日向“近现代”战争转变，引导大唐的军事人才，将战争这门学问做深做细。研究得深入研究得细致了，才会把事情做到更深入的层面，做好做到极致，不仅战争如此，很多事都是这样。
在李从璟看来，这个时代的战争，还是“略显粗糙”了些。而大唐的战争之道这样持续进步下去，日后必然独占鳌头。他想要将大唐建立成恒强帝国，首先得保证大唐的军事实力举世无双——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。
当然，要将战争早日推进到“近现代”的地步，仅凭他方才讲的那些，是远远不够的。
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基础，无论是国家的“近现代”化还是军事的“近现代”化，都需要物质水平跟上，或者说，需要生产力水平跟上，再直接点说，需要科技水平跟上。
这一点也是李从璟一直在花大精力去做的，李重美和赵普捣鼓出“高压锅”雏形后，经过持续改善，在李从璟的有意引导下，已经在向“蒸汽机”转变，按照目前的趋势，真正的“蒸汽机”不久就会出现。
换言之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会提前到来，在大唐的天空下。
大唐的文明程度很高，李从璟并不担心此举是在拔苗助长。
至于某某阶级某某主义的问题，他也毫不担心。
从演武院出来，李从璟接到了甘州军报。军报上说，孟平、李彦超等人，已经着手准备决战。
回到住处，李从璟召见了李绍城。灵州之战结束有一段时日了，李绍城也不该一直呆在后方，河西是孟平和李彦超的，攻略西域也该李绍城大显身手。军功平分，才不会出现一家功劳独大，功高震主的情况，这也是御下之道。
好在大唐不缺军事人才，李从璟也不用担心，会因为要分功，而影响战争之取胜。
“这回大军攻打河西，进展颇快，朕事先制定的‘闪电战’之策，基本已经得到实现。既是如此，河西、西域交给尔等即可，朕也不必呆在灵州盯着，不日就能启程回洛阳。”
与李绍城商讨完诸事，李从璟靠上扶背，露出颇为轻松的笑意。
攻占河西全境，是大唐禁军在入冬前必须完成的任务，以河西的地理条件和复杂情况，禁军能取得这样的战果，的确称得上是“闪电战”——李从璟也确实参照了希特勒的战术。
李从璟一直在强调河西之战的成本，强调这场战争的投入收获比，而人类历史上也鲜有比“闪电战”投入收获比更高的战争了。要实现“闪电战”的部署，除却准备、谋划这些工作，需要的是军队拥有突出的硬实力——强大的运输能力和军事力量的压倒性优势。
大唐数量庞大的良马和火炮利器，为“闪电战”提供了必要的支持。
当然，眼下李从璟的“闪电战”，比起希特勒的“闪电战”，还是弱化版的，这是时代限制。
“此战之胜，是乃陛下雄才大略之胜！”李绍城由衷道。
李从璟笑了笑，摇头道：“战争何其庞大，岂是一人雄才大略就能决胜的。”
言罢，李从璟正色道：“此战之胜，是大唐文明之胜！”
是的，在李从璟眼里，这场战争若胜，是先进的大唐文明，对落后的河西文明的胜利。
中华历史上有一个无法忽视的悖论：坐拥先进文明的中国，总是屡屡被落后的北方草原文明战胜。
元朝、清朝的建立，是最突出和无可辩驳的证据。
蒙古人，位在漠北的漠北，女真满人，位在辽东的辽东，中国拥有灿烂的文明、在全世界面前光芒万丈时，彼部还在茹毛饮血。
而彼部一旦起势，短短数十年间，便能横扫大江南北，入主中原。
这也是汉人心头永远无法抹去的痛。
其因何在？
一句简单的“农耕文明的保守性，无法抵挡草原文明的侵略性”，无疑是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的。
一句简单的“农耕文明的发展程度还不够高，无法对草原文明形成绝对压倒性的优势”，也是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的。
野蛮战胜文明，并不是必然，而是无奈。
在李从璟看来，这个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。
中国的文明的确很先进，但中国的军事，并没有达到与先进文明相对应的高度。
中国文明的先进，在经济，在文化，在政治，甚至在百业百工在所有方面——唯独，不在军事。
手中拿的，仍然是刀枪，胯下骑的，仍然是战马，身上穿的，依然是甲胄，战阵依仗的，依然是弓弩，居而坚守的，依然是城池，执掌万千兵马的，仍然是一个个大老粗——某些时候，甚至是比大老粗还不如的纯粹文人。
明清与汉朝，近两千年过去，可有本质区别？
中国对草原，可有绝对优势？
没有。
论文章，从骈四俪六，到唐诗宋词，到明清小说，历经蜕变。
论体制，从封建井田，到汉唐郡县，到明清行省，历经蜕变。
论保家卫国的最根本力量，军事思想，军队建设，实无建树。
中国不发展军事文明。
偶有改变，也是大敌当前，苦着脸不得已做出应对。
从无主动追求进步的。
唯一的明朝火枪火炮，还是建立在元朝的基础上，并且很快销声匿迹。
如是，草原人弓马娴熟，善骑射，而彪悍轻死，一朝成势，中国不能挡也。
中国的军事文明既然不比草原先进，将士素质又赶不上“穷山恶水”的刁民，最为依仗的军事物资——战马，更是拍马赶不上，如此，沙场之争，焉能不败？
河西、西域之战，是李从璟提升大唐军事文明——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一大试验场。与庞大的大唐军事文明相比，“闪电战”的战术，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而已。
李从璟也知道，要提高大唐的军事文明，仅靠这些还不够，最为重要的一点，还得保持大唐帝国的侵略性。
刀不用了生锈，粮不吃会生霉，军队不用自然要腐坏。
战争，需要精益求精。
发展军事文明，永无止境。